石大山更诧异了,“干活?你平白无故跑这儿出这力干啥?”
“再说了,这干活的人都齐了,你干了也不给算工分呐。”
李冬生从旁边拎起一把镐头,“劳动最光荣嘛,我义务劳动还不行啊?”
他俩的话被北风一卷,飘散开去。
前头整地的陆田川直起腰,喊道:“冬生来得正好,东头那段地冻得跟铁似的,正缺个会使巧劲的,你跟着栓儿他们一块儿干吧。”
几个年轻后生跟着应和,还拿锹把杵地,当鼓点敲呢。
李冬生往手心里啐了口唾沫,抡起镐头。
这时候,他瞧见栓儿后脖颈上结着一层霜。
他心里明白,这憨货准又是天没亮就出去拾柴了。
虽然过去了七十多年,但李冬生还记得,以前栓儿也是老跟着他瞎晃悠,在村里出名的流光蛋。
前段时间石虎说栓儿结婚了,家里穷,也没办酒席,当时李冬生还给他家送了些鸡蛋呢。
“你媳妇新纳的棉鞋呢?”
李冬生一镐头下去,冰碴子溅到了栓儿那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
栓儿嘿嘿一笑,把扁担换了个肩,说:“留着过年走亲戚的时候穿呢。”
李冬生点了点头,还想再找些话聊聊。
可这一开口,他突然发现,自己都不知道该跟栓儿说啥了。
想当年,他俩可是一起拔草根、一起饿肚子的穷哥们。
可现在,自己穿着军大衣、皮靴子,围的围巾都是羊毛的;
可栓儿身上穿的,还是三年前那身旧衣裳。
两人站一块儿,李冬生心里猛地想起鲁迅在《故乡》里写的那句话——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