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呀?”两夫妇异口同声地问。
“派出所的人说了,我不能乱说话,否则又把我抓进去。”余虎一脸后怕地说。
“啊……小虎,那你跟你爸和我说,我们保证不说出去。”余大婶一怔后,又哀求道。
“说吧,小虎,难道爸爸妈妈也会害你吗?”余大叔也劝儿子。
“其实……其实,姐姐去苗木场上班以后,就一直是杨老板的小老婆,后来,杨老板又让她去陪省里的一个大官……”小虎拗不过父母的追问,只好说了。
“啊?!”
余大叔和余大婶完全愣住了,许久都回不过神来。
“我那苦命的红儿呀……”余大婶痛哭了起来。
“作孽呀,作孽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老天这么对我们不公?”余大叔蹲在地上,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脑袋,一脸无助。
一家人又哀嚎了起来。
又伤心了一会儿以后,余大叔说,“不行,不能让女儿这么受委屈,我一定要为她讨个说法!”
“我没听小虎说吗?派出所的人不让说,不让提,你就不怕小虎再被抓进去么?”余大婶斥责道。
“小虎,你参与杀人了?”这个时候,余大叔才想起来问儿子。
“我没有,只是,我姐让我帮她埋了一下。”余虎说。
“那怕什么?人又不是你杀的。”余大叔说。
“可是,派出所的人说了,我成了什么从犯,也是要判刑的。”余虎低声说道。
“不行,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那些人的话不能全信,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得去问一问。”余大叔虽然是农民,但俗话说,吃不到猪肉,也见过猪跑,事情逼到自己头上了,也得想办法,得去了解下。
“你问谁去呀?”余大婶问。
“到县城找律师去,我就不信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了。”余大叔愤愤地说。
“县城的律师有什么用?不是说红儿陪的是省里的大官么?”余大婶提出了疑问。
“那就找省里的律师!小虎,跟爸去,不要怕,我们得为你姐报这个仇。”余大叔豁出去了,从里间的床底下翻出二千多块钱来,拉着儿子出了门。
辗转了两个来小时左右,余大叔父子来到了省城西州市,进了昌明律师事务所。一个叫胡元堂的律师接待了他们。
胡律师耐心地听完余虎断断续续的讲述,一拍桌子,义愤填鹰地说,“太可恶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诱供,这是要胁!朗朗乾坤,明目张胆地沆瀣一气,是可忍熟不可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