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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9章（第1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我们是否赋予农民城市身份，农民都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了。之所以是农民而不是农民工，是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农民举家迁移到城市，不能打工的农民子女和老人也成为城市居民，他们不以土地为谋生手段，城市又没有给他们其他的谋生行业，也就导致了像南平市南河桥棚户区那样的特殊群体存在。”赵慎三侃侃而谈。

金省长赞叹道：“是啊，这的确是很现实的问题，你总结的很到位。”

赵慎三接着说道：“在乐观者看来，这个变化是欢欣鼓舞，值得庆贺的，因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被看做是现代化最主要的标志。无论用产业结构或城市化率来推算，中国都越来越接近现代化。但是粮食问题一直像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会威胁到中国的稳定发展。

城市发展占用了越来越多优质良田，在城郊区，即使仍然有种植业，也主要种植经济作物，而非粮食。同时农民抛荒和粗放耕作的现象愈演愈烈，一些粮食主产区的基层干部，不得不亲自耕种公路两旁的农田，以应付上级对粮食种植面积的检查。

而且许多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灾害天气增加。当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必须怀疑粮食产量连续增长的真实性。”

姚省长也开始掩饰不住眼神里露出的欣赏之色了，专注的听着赵慎三的汇报。

“也许钞票可以在城市中生长，但是粮食作物肯定不能在城市生长。要保障有足够的粮食，就需要农民回农村从事农业，而不是让他们在城市里流浪却把土地撂荒。

所以我们目前要关注的就不仅是如何促进农民外出，更要想到如何把农民留住。不管城镇化建设的政绩看起来多么诱人，现实的问题就是，没有农民和农村，大家就没有饭吃。土地不仅需要人去耕种，而且需要人去守卫，保住农民甚至比保住耕地更困难。”赵慎三说道。

李部长喟叹道：“的确，看着同村的人随随便便出去打工就能获得比耕种更高的收益，跟风的人具有很强的盲目性，一旦进入城市，即便没有合适的谋生职业，却也会在子女们对城市的迷恋下留在城里，所以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赵慎三肃穆的说道：“李部长说得对，城市化过程是一个自我加速的过程，因为农村的凋敝会不断把农村人口排挤出来，把那些不愿意离开农村的人也裹胁着，离开了农村。

我在调研中就发现，有些中年的农民并不想在城市生活，紧张的工作节奏、狭小的生存空间和高昂的生活费用都使他们的城市生活并不惬意，城市底层的生活状态并没有让他们幸福。

但是在农村的收入太少了，所以不得不离开农村。他们表示，只要有城市一半的收入就可以提面的在农村生活，但问题在于一半的收入也没有。”

金省长也叹息着连连点头，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无法解决，就满怀希望的问道：“你研究的这么透彻，肯定有解决的想法了吧？“

赵慎三回答道：“当农民离开农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需要决策者在后面推动的时候，决策者就需要考虑如何使农民还有机会留在农村，可以从事农业，成为体面的农民，归根结底，粮食还要靠农民种出来。

也许有些农业企业不需要农民，像新疆的棉花只要依靠季节性的打工者就可以保障棉花的采集。但是我们不可能想象中国农业依靠来自城镇的打工者从事种植和收获。

要使农民留在农村，需要综合的政策。现在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愿景，也就是人们期望未来的景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目前的工作是为了达到那个目标。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愿景下，农民会留在农村？

一个凋敝的农村一定不能留下农民。当劳动力不能在农村就业、孩子不能在农村上学、病人无法在农村看病的农村一定不能把农民留下。没有社区生活的农村也不能把农民留下。

如果农村只是让农民有地方居住，能够干活吃饭，他们不能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没有社区公共活动，那么也很难吸引有农民留下来。”

第1631回从“流”到“留”

“同时，一个外来资本主导的农村也无法吸引农民留下来，尽管外来资本可能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是一旦外来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农民就在农村也成为外来资本家的打工者，因而完全失去了留在农村的意义。

在我们的愿景中，农民首先要有收入满足其需求，从而使农民有体面的生活。这就需要政府有针对性的农业补贴政策、适度扩大农民的经营规模、和增加农民在农村地区的收入渠道。

所谓有针对性的农业补贴政策，就是要使从事种植业的农民能够从种植业中受益，使他们的收入能够达到社会平均水平。

适度扩大规模，就是要使农民可以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同时又无需依靠雇工经营。鼓励在农村建立与农业相关的一些小型企业，延长生产链，增加农民收入。